唐宋茶在日本的传播

 李冬君

在唐宋，喝茶是件风雅之事。

唐人喝茶，我们从陆羽的《茶经》中可管窥一二，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真身宝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看到了一套完整的黄金茶道具，惊悉皇室御用茶道具的谱系讲究奢华，而唐朝壁画或仕女图的闲适样式则是宫中品茶的很好注脚。

宋人开始普及喝茶，品茗分茶，在文人中间极为流行，引车卖浆者在市井大卖大碗茶。有李清照多首“分茶”诗为证，女词人喝完了小酒就会想茶，所谓“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据说苏东坡一人就有80首饮茶诗，可谓茶痴，茶也给这位政治上颠沛的老人太多慰藉，著名诗句如众人熟知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唐宋是日本人派遣使者来东土求学最频繁之际，适逢中国最好的时候，他们将这份风雅带回了日本。日本人喝茶的起步，应该是茶文化的最高点，如今唐宋茶风在日本依旧留有遗韵。

日本人初识茶德

最初，茶是作为药品，被鉴真带到日本的。那时的茶，可能是被称为砖茶的中国古茶，边咀嚼边喝热水，因为是咀嚼茶，所以叫作“喫茶”。这样的砖茶，传到日本以后，被日本人研磨碎了，作为抹茶喝。平安朝的日本人大都喝这种抹茶。

因为是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所以喝茶首先在寺院流行，喝茶就成了禅师修行的法门，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到中国留学的僧人弘法大师，从中国带回来茶种，于是，有了本土化的山城栂尾茶和大和室生茶。《日本后记》卷二十四，言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815）四月葵亥（22日），路过崇福寺、梵释寺，大僧都（僧官）永忠率众僧奉行，皇帝降舆、升堂、礼佛、赋诗，大僧都永忠亲手煎茶奉御，此为日本最早的饮茶文献。

次年，永忠和尚便圆寂。而嵯峨天皇却留下饮茶诗篇：“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便宜听雅弹”；“避景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天皇、永忠一行于长松老梧间，吟诗弹琴，山木之烟火，山泉之水汽，山茶之香味袅袅然，化作茶烟，远离市井，起于林泉寺院。

当时，茶作为时尚，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安京东西市贩卖的物品目录中，没有茶。茶被看作是风雅之事，茶的药效还鲜为人知，被淹没在流行的“大抵闲人只爱茶”里了。平安时代的公卿、学者、文人菅原道真有诗云：“茗叶香汤勉饮酒，莲花妙法换吟诗。”

可见，作为唐风之一的茶文化，主要还是在文人和僧人的小圈子里开花。唐亡，遣唐使中断以后，在日本国，唐风稍息，而国风兴起，茶文化就更难以大众化了。到了宋代，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增加，日本僧人又复兴了唐风。

荣西禅师，从南宋归国时，再次带来茶种，种在背振山的灵仙寺；接着，还有僧人弁元，也从南宋携茶种归，种在骏和国，种出了骏河茶。荣西71岁时，用中国古文体写成《吃茶养生记》。他在书中说道，茶是养生的仙药，延龄的妙术，不可不知。茶若生于山谷中，则为其地之神灵；若采之人伦间，则可以长人命。他还说，天竺、唐土都以茶为贵，我朝亦嗜爱之，乃古今之仙药。作为仙药的茶，当然还是抹茶，荣西著《宋朝焙茶样》，言及台州末茶，有人遂以为日本抹茶来自中国台州。荣西在中国，足迹所至按顺序是杭州、明州、台州，台州为末，因而称台州茶为末茶，使人误以为如日本人自制的粉末状的末茶。

镰仓初期，荣西再兴吃茶之风，提倡“茶德”，而有了寺院教化茶，为僧人受戒方便使用，还向庶民施茶，用茶的药效救济病人。镰仓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因烦恼害酒，久醉不醒，荣西进茶一盏，并献上《吃茶养生记》，实朝醒来，心中感悦，便推广“茶德”，此为武士喝茶之始。荣西劝茶曰：“肝脏喜好酸味，肺脏喜好辛味，心脏喜好苦味，脾脏喜好甘味，肾脏喜好咸味”，如服用含有苦味的茶，心脏就会变好，病气自然消散。从此茶文化便在武士的心中，开出了苦涩的“茶德”之花。

从茶德到茶道

荣西禅师宣讲“茶德”，认为“饮茶可使人高尚”。他说，修禅有三大障碍：一为睡魔，二为杂念，三为坐相不正。不除掉这三大障碍，禅便难以修成，尤以睡魔为甚，欲驱除之，饮茶是个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