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玲：不要忽略张家川少年的返乡经历

近几天，甘肃张家川少年杨某因在网络上发帖质疑一人死亡原因而被当地警方刑拘，后被撤消释放一事，引起热议。什么样的网络言论构成寻衅滋事、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仍需各方考量；少年在网上发布言论，到底该受到何种约束，也是后续可以探讨的话题。也有人提出，对于这名少年不要过多关注和溢美，更不能对他的勇气和质疑胡乱捧杀，这些都是理性、善意的提醒。但是，这其中不该忽略的，是这个少年的在京求学经历。

从各种报道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杨姓少年的读书经历。因为父亲在北京开拉面馆，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在北京上学，因为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上到初二只好回乡。虽然在北京住在租来的地下室，但在北京长大的少年，不愿回到故乡县城。

有这样人生经历的少年，自然比同龄人更能感受到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差距。为什么要和同学分离，要和熟悉的城市分离？这无奈背后是什么样的现实和政策，被迫返乡的小杨，是势必要追问的，他显然更关注时事。与父辈一道在外打拼的经历，也让他比乡村的同龄孩子更见多识广，连他的父亲也承认，这个孩子回乡后有优越感。

杨姓少年因为自己的一段言论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当然只是个案。但和他有同样读书经历的少年却有千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父辈在城市打工经商，他们在城市读书，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住在高楼旁边的低矮平房里，或者城乡结合部脏乱的环境里，城市很大，他们的生活圈子却很小。他们说着各自的方言，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打工子弟”。因为这个标签，在六一节、在寒暑假，在新学年开始时，他们经常“被关爱”，从一个慈善仪式上领回一个书包，从另一个公益活动中抱回几本书，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他们依旧远离城市孩子的生活：博物馆、科技馆、社会实践、郊游……当然最缺少的是归属感以及明确的未来发展。

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即使有些城市已经放开了入户条件，但是高房价还是一道高高的门槛。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异地高考更是一道堤坝，他们早晚得回家乡去。

这不是某个人的一己境遇。全国妇联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比2005年增加了41.37%，其中有农业户口的占80.35%。他们脱离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不能稳定、持久地接受义务教育。伴随城市化的进程，这一规模还会持续扩大。

从乡村到城市，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从城市回到乡村，乡音渐变，没有同伴，没有父母相陪，也没有家的感觉和温暖。游离于城乡之间，他们身份感模糊，缺乏认同。据一份关于中国某城市的民工儿童身份认同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认为自己是城市孩子的占21%，自认为是农村孩子的占58%，不知道或者说不清的占21%。

但这些网络时代的“二代农民工”，了解外界信息的能力远超父辈，他们知道“城里人”有怎样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这种对比，让他们具备质疑精神，很难接受不公平的待遇。身份受到歧视后，他们更容易成为愤怒少年，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用怨恨的眼光去观察和判断社会事物，成为社会进步的反作用力。

预防危机的良方有许多，教育公平是其中之一。教育既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又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促进剂，让“打工子弟”在父母身边接受公平的教育，不能成为一批又一批儿童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