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一起跨国拆迁官司

二马路上的老上海天蟾舞台

原标题：旧上海的一起跨国拆迁官司

80多年前的上海公共租界，曾发生过一起著名的跨国拆迁官司，一名中国业主因对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强拆决定不服，将官司从公共租界打到了伦敦英国大理院(英最高法院)，并且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起官司的原告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人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而另一位沪上闻人杜月笙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顾竹轩其人

关于顾竹轩早年的资料，目前留存不多。据其后人介绍，顾氏1881年(也有1886年之说)出生于苏北盐城一贫困农家，十几岁即到上海闯荡谋生。据说顾竹轩粗壮魁梧，“力气大，食量过人”，有一副好身板。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正在招聘华籍巡捕，条件是身强力壮，文化程度不限。这简直就是专为顾竹轩量身定做的，他去报考，马上便被录取。但时间不长就被辞退了，具体原因不详。　

顾竹轩后来到德国人开的飞星车行拉车，当时上海的人力车为求醒目，车身一律涂成黄色，所以上海人又称人力车为黄包车。大家都看过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都能明白当车夫可真不容易，大冬天西北风直刺骨头，三伏天马路上的柏油烫死人。不到20岁的顾竹轩不怕吃苦，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顾竹轩长得大脸盘、大耳朵，一副罗汉相，在人群里很是显眼，并且年纪轻、力气大，车子拉得既快又稳，因此拉客比别人都多。一位德国老板看中了顾竹轩，专门让他给老板娘拉私车，顾竹轩很快便成了老板的亲信。据顾竹轩的后人透露，在此期间，顾竹轩与老板娘有了一段私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老板回国，在老板娘的暗中帮助下，顾竹轩乘机以低廉的价格盘下车行，从此发迹。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上海滩帮会势力很大，为了能在十里洋场站稳脚跟，经人介绍，顾竹轩拜苏北同乡、青帮“大”字辈的刘登阶为“老头子”(师傅)，自己为“通”字辈。刘登阶是江苏泗阳人，上海青帮首领之一，门徒众多，在闸北、虹口一带颇有势力。顾竹轩有刘登阶做靠山，兼之为人慷慨仗义，敢打抱不平，同乡观念又强，所以在旅沪苏北人和人力车夫中声望极高。　

顾竹轩发迹后在上海广收门生，门徒高峰时多达万余人，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徒子徒孙都尊称他为“四爹爹”。据上海地方史料记载，由于顾竹轩起初靠黄包车起家，故其门徒中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各种商贩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顾竹轩由此又有“丐帮帮主”之称。　

当时上海汽车还很少，市民出行主要依靠黄包车，据说公共租界内每5个人就有一部车子，法租界每两人就有一部，可见当时黄包车数量之多，人数众多的车夫自然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作为这个行业的掌门，顾竹轩的能量可想而知。学者张鸣在《黄包车和车夫的故事》中曾经这样写道：“当然，黄包车这行，最牛的还是车行的老板。《骆驼祥子》里的刘四，只是一个小车行的老板，大的老板，手眼通天。像上海的顾竹轩，顾老大，上海十万车夫，都听他的。因为上海拉车的多半都是苏北人，所以，都属于‘苏北帮’，顾竹轩，就是大帮主。上海的青帮大亨，无论黄金荣、杜月笙还是张啸林，都得给他面子。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黄包车，能都不动了，交通近乎瘫痪。”　

永安公司看上了顾竹轩的地盘　

顾竹轩发迹后，先后投资了许多行业，但其中做得最为出色的当属娱乐业。

1920年代，顾竹轩在公共租界二马路创办了一所豪华大戏院，冠名为“天蟾舞台”。这个名字据说大有来历，坊间传说顾曾梦见一只3足蟾蛤，口吐金钱，顾竹轩为此专门找占卜者解梦，卜者投其所好，吹捧他说：“这是天赐蟾蛤，乃吉祥发达之物。”顾信以为真，便将戏院用“天蟾”二字命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盛行，梅兰芳、麒麟童、盖叫天、荀慧生、杨宝森、马连良、俞振飞等名伶都曾在天蟾舞台献艺，据说就连爱唱一曲儿的杜月笙也曾在这儿粉墨登场。因此，天蟾舞台在当时异常火爆，伶界也有“不进天蟾不成角儿”之说。

但就在顾竹轩的“天蟾”事业如日中天时，却“摊上了大事”——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永安公司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

上海永安公司是由旅居澳洲的华侨资本家郭氏兄弟创办的，投资数百万港币，郭氏兄弟选中南京路上一块8亩多的地皮，但业主犹太裔地产商哈同只出租、不出售，郭家兄弟只好与其签订了30年租约，每年租金高达5万两白银。1918年9月5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运营，公司下设几十个营业部，营业面积六千多平方米，经销世界各地的高档商品一万余种。除此之外，公司还兼营旅社、游乐场、酒店等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个购物、吃、穿、住、玩一条龙的商业王国。但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永安公司原来的百货楼已显得逼仄，天蟾舞台与其毗邻，永安公司老板便与租界工部局协商，打算利用天蟾舞台这块地皮，建造一所新的百货大楼。工部局见有利可图，也同意永安公司提出的这个方案，打算将天蟾舞台拆迁，收回地权。

顾竹轩开始听别人向他说这事儿时他压根儿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这块地的地契和经营天蟾舞台的营业执照，地契是上海巨商黄楚九民国初年在此地建造新新舞台时，通过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的，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顾竹轩绝对不相信工部局会出尔反尔，收回天蟾舞台另作他用。

但事情却出乎顾竹轩的意料，几天后，公共租界的官员将一纸公文送到他的家中。这份由工部局总裁费信惇签署的文件大意如下：天蟾舞台戏院地产原属公共租界工部局所有，现收回，另作他用，工部局发给500银元，以兹补偿。

红红火火的大舞台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拆了？顾竹轩当然不甘心，但如果和洋人斗，他又没有这个胆量。就在顾竹轩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向他建议说：“何不请教一下杜先生(杜月笙)，听听他的意见呢？”　

杜月笙出手相助　

顾竹轩马上到杜府拜访讨教，杜月笙双目炯炯，看着他开门见山地说：“办法倒有，但就是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敬请指点。”顾竹轩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和他们打官司！”杜月笙直言相告。

“到哪里去告洋人呢？”顾竹轩头一回听说这事儿，觉得新鲜。　

杜月笙告诉顾竹轩：“洋人的法庭认理不认人，不像我们的官府认人不认理，只要理在你这边，就不用怕。不过，打这样的官司时间一定很长，需要足够的银子和决心。”　

顾竹轩一跺脚：“杜先生，我豁出去了，决不能这样便宜了永安公司，大不了再回江北种地去！”　

“好，既然你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坚决支持你！铜钿的事嘛，好讲！我这就领你去见一个人，他是这方面的行家。”杜月笙说的这个人就是虞洽卿，当时担任着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许多职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十分老到。

虞洽卿听杜月笙和顾竹轩讲完事情的前因后果，答应帮忙。经虞洽卿推荐，顾竹轩全权委托英籍律师穆安素代理此案。首先他们向英国驻上海总领馆申请仲裁，上海总领事向工部局问明事情经过后大摇其头：“你们这事办得太不高明了，那个中国人有地皮的产权，不好办。”　

英国驻沪总领馆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几天后将批文送到顾竹轩手里。批文模棱两可，说得十分滑头，大意是地皮原是工部局产业，虽卖给天蟾舞台使用，但现在收回，双方可协议价格。顾竹轩如果愿意，工部局可赔偿地皮款，但不承担地上建筑，地面建筑物可由顾竹轩自行处理。

顾竹轩聘请的那位洋律师穆安素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向顾作了详细说明，如果见好就收，顾竹轩会得到地皮的赔偿；如果继续打下去，官司有可能赢，也有可能会输。他让顾竹轩自己选择。

顾竹轩听了穆安素的话后有些犹豫，这时杜月笙给他打气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已至此，切忌优柔寡断，如果官司输了，我兜着！”虞洽卿也给他支招：“这官司你只能打到底，如果一软，恐怕连那几百元的地皮银子也拿不到。你和英国人的这场官司，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例，涉及国际视听，英国人也不敢小视。我研究过，这事工部局理亏，破釜沉舟，这仗准能打赢。”　

听了两人的这番话，顾竹轩有了信心，又上诉到英国驻华公使馆。英国公使一眼就看出此事工部局输理，地皮虽然原是工部局官产，却已经卖出，属于个人私产，神圣不可侵犯，顾氏当然有权不让，工部局未与顾协商就答应把地皮重新转让，明显违法。但考虑到永安公司的英国背景以及英国人的利益，公使让上海总领馆再想办法通融一下，必要时可在经济上给予顾竹轩一定的优惠。就像皮球一样，这起“华洋诉讼案”又被踢回了英国驻上海总领馆。

随着事情的发展，加上杜月笙、虞洽卿等人的支持，顾竹轩底气越来越足，他向工部局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一是不迁，我也不向租界索取任何赔偿；二是如果一定要动迁，必须给我在市中心繁华地带盖一座三层楼的大戏园，否则一切免谈！”　

工部局当然不会答应顾竹轩的要求，最后要挟说：“顾先生提出的意见我们不会同意，如果顾先生坚持不合作的态度，将来要承担一切后果！”　

此时的顾竹轩已无路可退，只有继续向伦敦英国大理院提起上诉。

租界当局赔款十万

诉状寄出后，一连几个月没有消息，顾竹轩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决定请律师到伦敦去一趟，了解一下案情的进展。杜月笙等人闻讯后，都劝他再耐心等段时间。

一天，顾竹轩正在一个朋友家聊天，杜月笙派人找到他，说英国大理院的裁决书已经寄到。顾匆匆赶往杜家，只见裁决书上写道：“顾竹轩经理：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十万元，由你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那一天，恰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顾竹轩的官司打赢了，但他深知将来的事业还在租界，总得给工部局留些面子，况且当时几百块钱就能买一处房产，这十万大洋建一座戏院绰绰有余。顾竹轩用这笔钱盘下了四马路上的天声舞台，重新挂上天蟾舞台的招牌，择吉开业。随后他又在《申报》刊登一则“顾竹轩启事”，启事中云：“顷奉工部局谕，房屋期限已满，遵于国历十月十三日闭幕……业另设天声舞台(即新天蟾舞台)。”自己赚了好处，又卖给租界一个面子，由此也可看出顾竹轩为人的精明。　

顾竹轩状告工部局胜诉，一方面让长期深受外国人欺压的中国老百姓扬眉吐气，另一方面也让国人逐渐认识到了法律的尊严。由此可见，这起当年上海滩上的跨国拆迁官司，在中国现代法律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