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与发展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内和国际商路演变的结果。清前期，唐以后陷于沉寂的汉水航运复兴，汉水与长江交汇的汉口成为“江海贸易之总汇”的“九省通衢”。以汉口为枢纽，通过汉水航运至樊城，再北上经河南、山西、直隶到东口（张家口），继续北上进入蒙古地区，形成一条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方和蒙古之间的南北向商路。茶叶是这条商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进而通过蒙古地区进入俄国市场。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经蒙古通往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的贸易线路打通，茶叶成了恰克图贸易的主要商品，最远销售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

“万里茶道”北面连接着西北和俄国的消费市场，主要商品是砖茶和红茶。在南方，以汉口为中心的航运和商路体系连接着几个重要的茶源地，最远达到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茶区。1857年出版的俄国人阿·科尔萨克研究俄中商贸历史的著作详细介绍了中俄茶叶贸易，砖茶的市场主要在俄国西伯利亚和中亚，茶源地在湖南省；红茶的市场主要在俄国欧洲地区，茶源地在福建武夷山。1755年至1762年间，俄国通过恰克图贸易进口中国茶年均11000普特到130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其中砖茶和白毫茶大约各半。1768年至1785年间年均进口29000普特，1800年达到69850普特。1821年至1830年年均进口143296普特，到19世纪40年代，恰克图茶叶贸易规模达到年均270591普特。1848年高达369995普特，其中白毫茶253746普特，相当于4156吨；砖茶116249普特，相当于1904吨。在一个世纪间，贸易量增长了二十几倍。如果加上走私到西伯利亚的砖茶以及砖茶在蒙古地区的大量销售，“万里茶道”贸易的增长幅度更为巨大。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万里茶道”茶源地发生重要变化。因武夷红茶北运通道受阻，晋商在汉口周边地区采购红茶。此前，已有广东商人到两湖推广红茶制作技术。晋商的采购，使得两湖红茶和毗邻湖北的江西宁红茶区取代武夷茶区，成为俄国市场的茶源地。中国的红茶产区扩张到长江中游，最远达到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变化，进一步提高了汉口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国茶业格局。1861年，汉口开埠后，因其腹地有产地广阔、品种齐全的多个茶源地，俄、英等国洋商纷至沓来。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允许俄商来中国内地采购、加工和贩运茶叶。俄商立即来汉口直接购买茶叶，开设工厂，商业触角直达各茶源地，并另辟海上商路，与此前垄断中俄贸易茶源的晋商竞争。中外茶商云集的汉口成为最重要的茶叶出口集散地之一，“为长江一带茶市之总枢纽，鄂、湘、皖、赣之茶悉集于此”。（《庚戌七月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从1873年到1894年，汉口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比例都超过30%，最高的几年高达百分之四十几。因此，汉口被誉为“世界茶叶港”，直到20世纪初“万里茶道”衰落以前，是包括“万里茶道”在内的多条茶叶出口商路共同的枢纽。

“万里茶道”的五大茶源地

安化茶区：位于湖南省中西部雪峰山区。据科尔萨克记述，略微苦涩的湖南茶“往往被制成砖茶大量出口”。鸦片战争后，安化又开始生产红茶。晋商长裕川茶庄商业文书《行商遗要》记述在安化收茶的情况，黑茶包括花套茶（百两茶、千两茶）和三尖茶（天尖茶和贡尖茶），红茶包括茶叶和花香（茶末）。一批晋商由行商转为坐贾，在安化开设茶庄，收购加工，如著名的“三和茶号”与“兴隆茂”（中茶安化茶叶有限公司的前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化茶业极盛，年产黑茶近15万担，红茶70万箱，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区。

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茶区：包括湖北蒲圻、崇阳、咸宁、通山、通城和湖南临湘的湘鄂交界地带山地茶区。蒲圻的羊楼洞是传统茶产区，附近有良港可通航汉口。到安化采购黑茶的晋商，在此推广砖茶制作技术。现存清中期《羊楼洞、羊楼司买茶规程》等晋商文书显示，最晚到19世纪上半叶，以羊楼洞为中心的砖茶区已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茶源地。晋商在此长期经营，开设三玉川、巨盛川、长裕川等多家以“川”命名的茶行。印有“川”字的砖茶在蒙古地区和俄国西伯利亚广受欢迎。